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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活動為我們的所有目標提供著物質手段。同時，我們的大多數(shù)個人努力，也是為了給別人的目標提供手段，以便讓別人也為我們的目標提供手段。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手段，我們才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目標。

　　由此可見，經濟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不可缺少的條件，而自由企業(yè)制度既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也是這種自由的結果。所以，在討論〖HTH〗自由企業(yè)制度〖HT〗的〖HTH〗道德因素〖HT〗時，我不想只談論經濟生活的問題，也想考慮一下自由與道德的一般關系。

　　就這里所說的自由而言，根據(jù)偉大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tǒng)，我是指不受他人任意干涉的狀態(tài)。這是受法律保護的自由的經典概念。在這種狀態(tài)下，人們受到的強制，僅僅是普遍有效的、平等適用于一切人的法律所規(guī)定的強制，而絕不是專橫的行政當局的決定所規(guī)定的強制。

　　這種自由同道德價值的關系是相互的和復雜的，因此我只能像草擬電報稿那樣，談談其中的一些要點。

　　一方面，一個古老的發(fā)現(xiàn)是，道德和道德價值，只有在自由的環(huán)境里才會成長，一般而言，人民和各階層只有在長期享有自由的情況下，才會有高尚的道德標準棗這和他們所擁有的自由程度成正比。另一個古老的觀點是，只有在自由的行動受著強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導時，自由社會才會良好地工作。因此，只有當自由已得到確立時，我們才能享受到自由的好處。對此我還要補充說，要想讓自由有良好的表現(xiàn)，不但需要強有力的道德標準，而且要有一種特定類型的道德標準；在這些道德標準成長壯大的自由社會里，一旦它們變得無所不適，也會毀了自由，同時也就毀了一切道德價值的基礎。

　　在談論這個并非人人明白的問題之前，我要就兩個古老的真理說幾句話。這本是大家都熟悉的事情，卻時常將它們忘記。自由是道德價值棗當然不僅僅是眾多價值中的一種價值，而是指所有價值的根源棗成長所必需的搖籃，這幾乎是不證自明的事情。只有在個人即做出選擇，又為此承擔起基本責任的地方，他才有機會肯定現(xiàn)存的價值并促進它們的進一步發(fā)展，才能贏得道德上的稱譽。服從具有道德價值，只能因為它是出自選擇而非強制。正是在我們從中安排自己不同目標的秩序中，我們的道德意識得以展現(xiàn)。每個人在把普遍的道德準則用于具體情況時，都不斷被要求做出解釋和采用一些一般原則，并由此創(chuàng)造出具體的價值。

此時此刻我沒有時間說明，為什么一般來說，自由社會事實上不但是守法的社會，并且在現(xiàn)代也一直是以救助病弱和受壓迫者為目標的一切偉大的人道主義運動的發(fā)祥地。另一方面，不自由的社會無一例外地產生對法律的不敬，對苦難的冷漠，甚至是對惡人的同情。

　　我還要談談問題的另一面。顯然，自由的成果取決于自由的個人所追求的價值。不可能斷言，自由社會總是必然地發(fā)展出我們所贊成的價值，或者如我們將會看到的那樣，它會堅持那些與維護自由相契合的價值。我們只能說，我們所持的價值是自由的產物，特別是基督教的價值，必須依靠那些成功地抵抗政府強制的人士，才能得到肯定；個人自由在近現(xiàn)代所受到保障，我們要把這歸功于人們有著能夠遵照個人道德信念行事的欲望。對此我們大概還可以補充說，只有那些所持道德價值本質上同我們相似的社會，才作為自由社會生存下來，而在另一些社會，自由已經枯竭了。

　　這一切都強有力地證明了為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由社會要以強大的道德信念為基礎，為何我們若想維護自由和道德，我們就應竭盡全力傳播正確的道德信念。不過我主要擔心的是一種錯誤看法，即在給予人們自由之前，他們必須先有美德。

　　不錯，缺乏道德基礎的社會，會是個讓人們的生活十分不愉快的社會。但即便如此，它也要優(yōu)于既無自由又無道德的社會。它至少有望逐漸產生出受到非自由社會阻止的道德信念?？峙挛以谶@一點上和約翰·穆勒的有著強烈的分歧，他主張，人們在尚未獲得遵循信念或信仰的指導進行自我完善的能力之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默默地服從某個阿克巴或查理曼大帝，假如他們有幸找到這樣一位君主的話”。在這個問題上，我相信麥考利說出了一個古老傳統(tǒng)中更偉大的智慧。他寫道：“如今許多政治家有一種習慣，以為在人們沒有學會使用自由之前，就不該讓他們自由，此乃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這種教條堪與古老的故事中那個蠢人相比：他決定在沒有學會游泳之前絕不下水。如果讓人們一直等到他們全都變得聰明善良時才獲得自由，他們也就只好永遠等下去了。”

　　剛才我僅僅重申了古老的智慧，現(xiàn)在我必須轉而談談更為嚴峻的問題。我已說過，要想讓自由有良好的表現(xiàn)，不僅需要人們有強烈的道德信念，還需要他們接受某些特定的道德觀念。我這里的意思并不是說，在某些限制之內，功利主義的考慮可以對改變具體問題上的道德觀念有所貢獻。我也不像坎南所說，認為“在〖HTH〗平等〖HT〗和〖HTH〗經濟〖HT〗這兩條原則中，平等終究略遜一疇……對于在什么事上可以平等，人類的判斷變幻無常，而……引起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是人類一再發(fā)現(xiàn)，本以為十分公正和可以平等對待的事情，在某些具體場合會變得不經濟，或有可能總是不經濟?！?p style="line-height: 3em;">

　　這當然不錯，也很重要，盡管不一定人人聽著順耳。不過我所關心的是一些更一般的觀念，在我看來它們是自由社會的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它就無法生存。我以為有兩個這樣的關鍵性觀念，一是有關個人責任的信念，二是同意這樣一種制度的公正性，在這種制度下，物質報酬與一個人為其同胞所提供的具體服務的價值相一致，而不是與作為一個整體的他因自己的道德操守而受到的尊重相一致。

　　對于第一點我只能說上三言兩語，雖然我感到這十分困難。現(xiàn)代社會的各種發(fā)展是科學謬誤毀滅道德價值這個故事的一部分，近來這一直是我思考的主要問題棗一位學者恰好正在研究的題目，在他看來也會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題目。不過我只想用幾句話來談談與此相關的問題。

　　自由社會總是對個人責任有著強烈信念的社會。它允許個人根據(jù)自己的知識和信念做事，并將產生的后果歸因于他們。目的在于，當人們理性而合理地采取行動時，使他們的行動具有價值，并且要讓他們相信，他們的成就主要取決于他們自己。這后一種信念無疑不是無懈可擊的，但它在促進首創(chuàng)精神和謹慎小心這兩個方面，的確有著神奇的效果。

由于出現(xiàn)了令人奇怪的思想混亂，有人逐漸認為，這種有關個人責任的信念已經被駁倒了，因為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了各種事件普遍棗尤其是人類行為棗受一定類型的因果關系決定的方式。對于影響人類行為的各種環(huán)境，我們的理解在不斷增加，這大概是不錯的，但也僅此而已。不管什么人，不考慮到他的全部經歷所塑造的個性，我們就不能斷言，他的某個特定的自覺行為，是我們可以具體指明的具體環(huán)境的必然結果。我們有些人類行為如何能夠受到影響的一般知識，我們利用這些知識對人做出褒貶棗我們這樣做，目的在于讓人們以可取的方式做事。對責任的信念正是建立在這一有限的決定論上棗事實上，我們的知識所能證明的也只有這么多。只有相信存在著一個處在因果關系之外的形而上學自我的人，才能夠為這樣的主張辯解：認為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毫無用處的。

　　在這個對立的、自以為科學的觀點背后，隱藏著一個拙劣的謬論棗輿論壓力使大家服從游戲規(guī)則。正是這種謬論，在破壞社會發(fā)展出來以保證正確行為的主要設置方面起著最深刻的作用。它所造成的結果是“精神疾病的神話”，杰出的精神病學家T.S.薩什博士最近在一部以此為標題的著作中，對這一神話提出了正確而嚴厲的批評。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還沒有發(fā)現(xiàn)教育人們遵照某些使他們以及他們的同胞的社會生活不至于太不愉快的規(guī)則生活的最佳方式。但是就我們現(xiàn)有的知識而言，我相信，如果不利用褒貶的壓力讓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讓他承擔自己哪怕是無辜的過失所造成的后果，我們便絕對不可能建立一個成功的自由社會。

　　但是，如果對于自由社會來說有一點十分重要，即一個人從其同胞那里得到的聲望，取決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遵照道德律令的要求生活，那么同樣重要的是，決定著他的物質報酬的，不應是他的同胞對他的道德操守的看法，而應是他們賦予他為他們提供的具體服務的價值。這使我提出了第二個問題：要想維護自由社會，就必須讓社會公正的觀念占主風。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自由社會的捍衛(wèi)者和集體主義制度的倡導者存在著嚴重分歧。并且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鼓吹社會主義公正分配觀的人，一般都是直言不諱，而自由的支持者卻毫無必要地羞于坦言他們的理想的內涵。

　　簡單的事實是，我們希望個人擁有自由，是因為只有當他能夠自己決定做什么時，他才有可能對自己特有的知識、技巧和能力加以充分的利用，對此誰也無法做出全面的評價。要想讓人充分發(fā)揮他的潛力，我們必須允許他根據(jù)自己對各種機會和可能性的估計采取行動。既然我們并不了解他知道什么，我們也無從斷定他的決定是否合理。我們也無從知道，他的成敗是因為他的努力和遠見，還是因為他交了好運。換言之，我們只能看結果，不能看意圖或動機，只有當我們允許他讓其同胞自愿為他的服務付錢時，才能夠使他利用自己的知識做事，這同我們是否認為他的報酬符合他所嬴得的道德美名或大家給予他的聲望無關。

　　一個人因其服務而得到的報酬，與我們對他的道德操守的看法常常大不相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人們對自由企業(yè)制度有所不滿，并大聲疾呼“公正的分配”，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一個人因為自己的行為而贏得道德美名和聲望，同我們?yōu)樗姆账Ц兜膬r值不相符，否認這樣的事情既不誠實也無用處。如果我們想粉飾或掩蓋這一事實，我們就大錯而特錯了。我們也沒有任何必要這樣做。

　　在我看來，自由社會的一大優(yōu)點就是，物質報酬不取決于我們同胞中的多數(shù)是否喜歡或尊敬我們個人。這意味著只要我們遵守公認的規(guī)則，我們所受到的道德壓力就只會來自我們自己所尊重的人，而不是來自由某個社會權威所決定的物質獎勵。自由社會的本質是，我們應當?shù)玫轿镔|報酬，不是因為我們做了別人命令我們做的事，而是因為我們?yōu)閯e人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希望受到別人的尊重，我們當然要以此指引我們的行動。不過我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我們每日的勞作是否成功并不取決于哪個人是否喜歡我們、我們的原則、我們的信仰或我們的舉止，還因為當我們提供服務時，對于別人打算為我們的服務所支付的物質報酬，我們可以決定它是否值這種服務。

我們很難搞清楚，某人突然想出一個有可能使其同胞受益匪淺的好主意，是數(shù)年的努力和長期投資的結果呢，還是由于他的知識和環(huán)境偶然巧合而突然引發(fā)的靈感？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如果情況屬于前者，那么假如不讓這個發(fā)明家從中獲益，他是不值得去冒險的。既然我們不知道如何區(qū)分這兩種情況，我們只能允許人們也因為交了好運而獲益。

我不但不想否認，倒是打算強調一下，在我們的社會里，個人的聲望同物質上的成功有著過分密切的關系。我們應當更多地認識到，假如我們認為某人有資格獲得物質上的高報酬，這本身并不必然意味著他也有資格得到聲望。雖然我們時常在這一點上認識混亂，但這并不說明這種混亂是自由企業(yè)制度的必然結果棗或一般而言自由企業(yè)制度比其它社會制度更加物欲至上。由此我想到了我要指出的最后一個點：在我看來它在許多方面是相當不物欲至上的。

　　事實上，唯有自由企業(yè)制度發(fā)展出了這樣的社會，它在為我們提供豐富的物質手段的同時，即使這些手段是我們主要的需要，它仍然允許個人自由地在物質報酬和非物質報酬之間做出取舍。我剛才所說的混亂棗一個人為其同胞提供的服務的價值與他因道德操守而獲得的聲望之間出現(xiàn)的混亂棗可以使自由企業(yè)社會變得物欲至上，但阻止這種現(xiàn)象的方法，絕對不是讓一切物質手段處在單一的支配之下，讓物質財富的分配變成一切共同努力的主要工作，從而使政治和經濟變得難分難解。

　　就此而言，自由企業(yè)的社會至少有可能成為一個多元主義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建立聲望的基礎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有著許多不同的原則，現(xiàn)世的成功既不是個人品德的唯一證據(jù)，也不被人們認為是它的確切證據(jù)。不錯，在財富迅速增長的時代，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嘗到了富足的好處，這容易讓人把主要關切放在物質的改善上。在歐洲最近的蓬勃發(fā)展時期之前，生活較為舒適的階層中，有不少人慣于斥責經濟較為活躍的時代物欲至上，但他們物質上的舒適，以及他們能夠更容易地追求其他愛好，也正是因為這個時代。

　　文化和藝術上偉大的創(chuàng)造性時代，一般而言總是在財富增長最迅速的時代之后接踵而至，而不是與它同時出現(xiàn)。我以為，這并不說明自由社會必定是受物欲的支配，而是說明了在自由的條件下，最廣義的道德氣氛，人們所持的價值觀念，決定著他的行為的主要方向。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當他們感到有些事情比物質進步更重要時，他們就能夠轉向這些事情。我們要想使自己不至于變得太物欲至上，不能通過讓物質報酬和一切品德相符，而是只能直率地承認，有些事情比物質上的成功更重要。

　　如果因為一種制度讓人們自己去決定，而不是由別人替他決定，他是否應當選擇物質成就而不是其他類型的杰出表現(xiàn)，便譴責這種制度物欲至上，這是未免有失公道。如果理想主義者把達到目標所必需的物質手段拱手讓給別人，那么做一名理想主義者便無功德可言。只有當一個人能夠自己選擇為了非物質的目的而做出物質上的犧牲時，他才應當?shù)玫劫澷p。情愿讓人剝奪自己的選擇權，情愿放棄一切做出個人犧牲的要求，在我看來并不是什么特別理想主義的表現(xiàn)。

　　我必須指出，在那些發(fā)達的福利國家，我發(fā)現(xiàn)從任何方面看都比自由企業(yè)社會更為物欲至上。雖然后一種社會給了個人更大的空間，讓他通過為其同胞提供服務追求單純的物質目標，但是它也為他們提供了機會追求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任何其他目標。不過切莫忘記，無論何時，為達到純潔的理想主義目標所必需的物質手段如果是由別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么這個目標就是很成問題的。

最后我要就一開始談到的問題再說幾句話。我們在捍衛(wèi)自由企業(yè)制度時必須總是記住，這種捍衛(wèi)只同手段有關。我們如何塑造自由，全靠我們自己。我們切不可把提供手段的效率與這些手段所服務的目標混為一談。如果一個社會除了效率之外沒有任何標準，那它當然是在糟蹋這種效率。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才干，為我們提供大家所需要的手段，我們一定要根據(jù)這些手段對我們的價值來回報他們。但說到尊敬他們，則只能視他們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手段的情況而定。

　　我們應當鼓勵人們用一切手段為其同胞服務，但我們不要把這件事同人們所獻身的最高目標的重要性混為一談。自由企業(yè)制度至少有可能使每個人在服務于同胞的同時，也能追求自己的目標，這是它的榮耀。但是，這種制度本身只是一種手段，它的無限可能性必須被用來服務于另一些不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