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為什么同意，擔任日本侵華罪行館的建筑設計師?

磯崎新：為什么我會對這個項目感興趣?原因有四點：

第一點，最早認識建川先生后，我就到大邑安岳鎮(zhèn)來看了一下。我到了鎮(zhèn)上后，感受到有居民生活的同時，還有博物館、老公館的存在。這是一種博物館新的生存方式，它和城市本身結合在一起，不是高高在上的，和人的生活密切結合。那么，建川先生又想在居民的生活區(qū)里面，有老公館之外，能再有新的一種博物館群。從這點上來說，我是對這樣一種城市的總體規(guī)劃，或者說這樣一種小城鎮(zhèn)的發(fā)展模式，很感興趣。

第二點，這次住在老公館，看到建川先生很多藏品。藏品中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文革的一些東西。因為那是六七十年代，年輕人都有的一種理念，我也是其中之一。其實每個國家都有這樣一個時期，只是之后各自發(fā)展方向不一樣，最終形成的結果不一樣。

第三點，是建川先生邀請一起來參與博物館建設的那批設計師們，其中很多是我認識并認可的。所以我覺得我加入到這個群體中我是愿意的。

第四點呢，在前面三個的鋪墊下，收到是否愿意做日軍館設計的邀請，我也愿意接受。當然原因之一，是這是一段無法回避的歷史，同時我也是在這段歷史中出生。作為建筑師，我能夠為這樣一段歷史去做點什么，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去為人類和平、避免戰(zhàn)爭去做。

那么，既然我受到這個邀請，我覺得我可以去，我可以去用建筑師的設計方式去做這件事。除此之外，其實我更認同的還是建川先生的個人觀點。他個人的、沒有任何政治影響的價值觀，我非常認同。其實最終要表現和表達的還是一種民主、生命，以及戰(zhàn)爭和和平之間向往和平的理念。

其實最終做這個館，還是個人回歸安寧，而不是政治或其它東西，最終還是要回到人文上。所以最終我通過建筑師身份來設計這個館，反映出人的本性、展望和平，包括日本人向往平靜的生活理念，希望大家最后走向幸福。

Q：參觀展館時，您懷有什么樣的心情?

磯崎新：我對中國非常有感情，我的建筑生涯一直是在東方文化下長大學習西方建筑，一直在這種環(huán)境下進行。事實上，我本人出生在1931年也就是滿洲事變那一年，我從出生開始就是中日關系之間有摩擦的階段，這是一個事實，無法抹去。關于這點我不想多談，事實俱在，只能接受。

反過來，相比政治我更關注文化。我父親在上海留學，因為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有反戰(zhàn)立場的父親回國。一般而言，日本人更愛好素雅的櫻花、菊花，回國后的父親把當地所有中國的牡丹種子都買下了，在家里種了一個牡丹園。我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長大的。很多日本人也是這樣的。

我不喜歡從政治上看待兩國關系，從長遠歷史角度看，兩國間有合有分。我和很多學者一樣，兩國關系希望看的是文化。在文化上兩國間非常有淵源，更加看待文化上的共同點。從外圍來看，也會認為兩國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我的建筑生涯、思想理論，一直希望把精力放在文化交流上。我個人可以做貢獻的，就是文化上的學習、交流和發(fā)展。

樊建川：我們經常說人壽百年，紙壽千年，而一個博物館可以活一千年。磯崎新先生設計的日本侵華罪行館是建川博物館第26個館，為什么我一定要日本人來設計?最開始拖很多朋友找到磯崎新先生，我很怕他不答應。為什么他愿意做?我當時說，我們唐代到現在交往一千年，有900年是好的，只有100年比較差，我希望后一千年中日之間和平相處。現在的情況令人擔憂：中國人對日本人不滿程度在增長，日本人對中國人不滿程度也在增長，我希望和磯崎新先生一起，達成一個中日民間交流平臺，我們冷靜的、全面的、理智的來敘述這場戰(zhàn)爭，如實敘述，這樣我特別希望批量的、更多的中日兩國民眾來博物館參觀，中日老百姓的交流是真正的交流，而這一層交流會影響到政治層面。老百姓之間理解了，達成共識了，中日之間才有永久的和平。這點上磯崎新先生和我看法非常一致。

Q：周圍有沒有很多不理解的聲音?

磯崎新：建川先生的歷史觀，我是非常認同的。當然還包括對博物館區(qū)間的治理，在這個城市，他也認為是非常合適的。這些是在建筑上的問題，建筑上的問題之外，如果還有一定要他談兩國間的政治人之間的體會時，他說，我認為我第一次非常認同建川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他認同這個人，同時做這件事。

事實上，日本先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也是一個事實，不可抹去。你無法抹去，你只能公正展現。我跟他一起，把中日事件，公正、穩(wěn)定地敞開給大家看，大家來評判。更加從人性本身來反映這場戰(zhàn)爭的真實性。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日本人、中國人，對戰(zhàn)爭本質了解地更清晰，我能做的就是設計開展。

當然我也知道我做這件事，很多日本會對我有爭議。我也解釋了，這是事實，我做的是敞開，不需要遮掩。這些東西都可以真實的敞開，通過真實圖片，讓民眾來看。我在日本受到質疑，我認為這是事實，所以我可以去做。同樣地，我相信建川先生在中國也會被質疑：為什么會請一個日本人來做這個事?

我還是想回到我最初的一個觀點，就是政治的問題。我們都不是政治家，我們沒有辦法通過政治的手段去解釋、評判。作為普通民眾、作為文人、作為人，通過文化的方式來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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